[摘要] “作为学者，我有时候也感觉收入分配差距和我们的统计有出入。”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19日表示，收入分配差距上升到一个顶点后将下降的“库兹涅茨拐点”尚未到来。
（来源：中国新闻网）
“作为学者，我有时候也感觉收入分配差距和我们的统计有出入。”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19日表示，收入分配差距上升到一个顶点后将下降的“库兹涅茨拐点”尚未到来。
蔡昉在北京师范大学、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、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“2012年中国青年学者研究网络年会暨中国政策论坛”上演讲时表示，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中国基尼系数不断上升，说明贫富差距在扩大。2002年开始学者意见出现分歧，一些判断说基尼系数在上升，一些说保持稳定，一些说在下
蔡昉表示，居民收入差距从扩大到缩小的转折迹象不能得到社会舆论的认同。社会学家于2006年、2008年和2011年所作的社会问题综合排序表明，收入差距过大、贫富分化始终被公众列为所关注社会问题的第三位。
学者王小鲁曾提出中国有9.26万亿元人民币的隐性收入。蔡昉说，具体数量尚待商榷，但在资源和资产分配严重不透明、不平等的情况下，存在这样一块巨大隐性收入，的确影响真实收入分配状况，按照理论预期，把这个被遗漏的灰色收入加入统计中后，收入分配不均等的程度应大幅加重，而不会显示出缩小趋势。
蔡昉说，在整个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，各种力量从不同方向上影响着收入分配。收入分配的“库兹涅茨拐点”还没有到来，必须正视这一现实。解决收入不公问题应从增量、存量和收入流等角度着手。
首先，劳动力市场变化对于收入分配改善仍然非常重要。增加就业岗位、均等就业机会、提高劳动参与率将始终是改善收入分配的重要途径。
其次，有关收入分配和改善民生的政策对缩小差距仍将发挥重要作用。收入分配政策应该有实质性的调整，即在继续实施推动结果平等的各项政策的同时，更多转向着眼于消除既得利益集团对收入分配政策的影响，使资源的分配、占有和使用摆脱权力的干扰，实现机会平等。
第三，更加包容和均等化的教育发展是缩小收入差距、防止贫困代际传递的根本办法。
第四，政府改善收入分配，要着眼于在经济增长与再分配政策之间形成恰当的平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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